书法艺术的哲学思想奠基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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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法艺术的哲学思想奠基期

书法艺术的哲学思想奠基期

  

  书法艺术的哲学思想奠基期

  西周时代,学术思想极活跃,对中国的影响至大至深。后代种种学术思想、学术派别,皆从这一时代的学理中汲取某一点,以形成涣涣派别,或者,只注经释典,“代圣立言”。研究我国的思想史,其最重要的部分即此,因为这个时代的学说,实为后代学术思想的渊燕o

  殷代文献,除甲骨外,实寥寥。甲骨数量虽多,但多用于卜占,且程式简单,大抵是“某日某人卜问某事,吉或不吉”。几乎千篇一律,而文字数量亦不过三千五百个左右。缘此,未能形成一种严密而宏大的学术体系。

  西周时代,诸家大师,自然从未谈到书法艺术。孔子谈得最多的是“乐”,其次为“诗”,再次为“画绩之事”。老、庄提倡清静无为的主张,提倡“艺术取消主义”。但是,他们的思想,是个体系且包罗万象,不问对某种现象提到还是未提到,在哲理上无不提供了一种认识论的根本立场。

  俞剑华先生在《中国绘画.妙中写道“中国之民性,喜高鹜远,爱玄恶实”,实为智言。而书法艺术可谓最“玄”的艺术,其思想、精神多由“玄”理而来。它在形式上,不过以线条据汉字字形去组构,可谓简单,但种种玄思妙理皆由此简单形式中隐现隐露,若轻烟浮云,若游气,若幻影,若梦,若镜花水月,妙不可言2极端一点说,书法是最具民族特色的艺术,从形式到精神,都是民族性灵华彩的聚焦点。 惜乎,学界视书法为“雕虫小技”,故未能探奥发微,究其渊源。

  周鉴二代,郁郁乎文。社会心理从殷人的迷信,转向了现实人生。周人“敬鬼神而远之”、孔子即“不语怪力乱神”,所以,从周代的文字使用看。已不像殷商的卜辞,只用于卜吉凶了。

  在甲骨文走出舞台后,金文代之而起了。我们所能看到的周代可信文字,以金文为最多。所谓金文,即刻铸于金属器皿上的文字,这些器皿,又以钟、鼎为常见,故此种文字又称钟鼎文。或因为系铭刻者,也有称为铭文的。

  周代一开始,便有洋洋大观的巨制。成王时代的《伶黝》,有一百八十七字;康王时代的伏孟黔,有二百九十一字;西周末宜王时代的《毛公鼎》竟有四百九十九字!

  此后,到了东周,论石刻文字,最辉煌的便是所谓拓鼓为。可是,它的产生时代,却众说纷纭。郭沫若先生的拓鼓文研v,推断它是秦襄公八年的东西(今从郭说)。石鼓文为历代书家推崇备至,乃至誉之为“书家第一法则”。《石鼓文》的作者为谁?欧阳修说“非史摘不能作”气《金石录》的作者赵明诚也作如是观,可是强有力的证据却没有。那么,史籀为何许人?《说文·序》谓为“周宣王太史”。他“著大篆十五篇”,故所谓大篆又称之为籀文。

  西周时代,诸侯、王臣铸器很少,主要是王室的。东周却差不多都是诸侯、王臣之物,这正是王室衰微的表现。反映在字体上,西周较凝重,东周则自由而多样。至春秋末季,南方的吴、越、蔡、楚,竟出现了很富于地方色彩的书法风格,少数铭文,故作波折,或于笔画外加鸟形,装饰性颇浓。加之,刻铸的范围除鼎、彝之类外,在兵器、玺印、货布上也铭文为记。这样,因器物类型之不同,或因装饰的需要,书体也便趋于多样化了。依器物形制而构字形,显然成了较自觉的意识,这一点,对于研究书法艺术思想,至关重要。郭沫若先生说:“有意识地把文字作为艺术品,或者使文字本身艺术化和装饰化,是春秋时代的末期开始的。这是文字向书法的发展,达到了有意识的阶段。”。

  先秦无狭义的书论,那么,除从金文、石文中去捕捉当时的书法观念外,便是由诸子哲学体系中去发掘那深层的艺术思想了。哲学思想之影响艺术,无须乎明言。“不言事而事理存乎其中”,万象不离乎“道”,哲学精神,无所不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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